大概有八年没在家过过年了。此前的“过年”，多半发生在某个欧洲城市的厨房：和朋友现学现做、拼一桌饭，手机里连着家里的视频通话，时差延迟七个小时，像把节日压缩成一个可以转发的片段。
我以为这次可以不一样。提前几个月把行程规划得像项目排期：“落地体检，转飞台北，陪陪家人，见见朋友，再飞大阪，边玩边远程工作。”看上去很完整，像把亲情、旅行、工作都放进同一个甘特图里。可现实给人的感觉很微妙——说不上失望，但好像被快乐回避。
深圳体检、广州肠胃镜，一通折腾；好在健身与控制饮食没有白费，一切正常。但也因此不能立刻去吃夜市，于是我临时取消了台南行程，留在深圳见朋友。巧的是，这几个朋友都选择过年不回老家，或者干脆把爸妈接到深圳过年。原来年也可以流动：从村庄到城市，从老家到一线，从“回去”变成“接来”，像人口迁移那样自然——只是更安静，也更无声。
我原以为专门在过年期间回故乡，会体验到比欧洲更浓的年味。可从除夕开始，我就有点怀疑这次选择。和家人吃完年夜饭，例行给亲戚打完拜年电话；客厅里春晚当背景音，我拿着 MBA 坐在床边审 ICML、改 ICLR 和 CPAL 的 camera-ready。那种感觉像 home office，甚至不如 home office：至少在欧洲的家，我不会一边听鞭炮声一边把自己当成生产资料。
初二早上看到老板凌晨发来的 kind reminder，我立刻起身把一篇改好的上传了。那一刻我突然明白，过年并不是一个“我回来了就会发生”的仪式，它更像一种制度性的停机：过去靠社会默认的同步暂停维持——工厂停、市场缓、交通挤但心能慢；而现在，很多行业不再停机，或者说停机的成本被外包给个人。你的假期需要自证合理，你的松弛需要用延迟支付。
在姥姥姥爷家吃着陕西凉碟，席间嘴上说着客气话，脑子里全是焦虑。读 Machine Learning 的博士，科研会逐渐变成一种生活方式，而不只是工作：你随时都在被论文 deadline、评审系统、乃至小红书刷到的新论文提醒。是的，我当然可以选择不干、可以拖延；但 deadline 在那里，其他工作的 deadline 也都在，老板的 kind reminder 也在那里——这不是一道选择题，更像完形填空。我要像 diffusion model 一样，同时在多个位置生成答案：一边扮演孝顺、合群、体面，一边扮演高产、可靠、可持续。
几个亲戚突然提出今年不走动了，整个家族也乱套了，取消了很多见面；年的“浓度”像被稀释了一半。我不知道该高兴还是沮丧：高兴的是社交劳动减少了，沮丧的是联结真的在变薄。亲戚关系像旧时代的网络基础设施，过去靠频繁走动维持带宽；一旦大家都更忙、更分散、更谨慎，连接就自动降级，只剩下逢年过节的低码率问候。
我试着约一些同学朋友出来玩，要么还在走亲戚，要么在外地。大家都在各自快乐地生活，各自有各自的忙碌。小时候过年是“我”作为孩子获得世界的一段时间：压岁钱、糖果、烟花、兄弟姐妹的奔跑。如今再看，过年更像一场被现代化改写的公共安排：有人去南方过冬，购买宁静与阳光；有人回到故乡，寻找一种曾经的感觉；有人留在城市，把父母接来，把“团圆”重组为更高效率、更低摩擦的版本——这就是今年的年。
如果把我面对这个新年的主要情绪和次生情绪剥离开，我能看见长期压力下焦虑反应的影子，也能看见“见卷”的欲望；看见每天都在“炸裂”的新工作、新论文；看见社媒里拿到大包的优秀前辈；看见没有选择这条路的同龄人，结婚后忙碌却快乐的日子；看见爸妈日渐衰老；看见亲戚们浓度降低；看见远方与故土的拉扯。它们像一组同时存在的变量，彼此冲突，却又共同决定我这个人的分布。
两碗臊子面下肚，味道似乎又回来了。给爸妈也加了两碗，和他们一起晕碳，一起回忆过去的味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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